（2015年12月23日）

田 力 普

各位代表：大家上午好！

    刚才开完的理事会，非常成功，很紧凑，事先准备得很充分。在会上大家对研究会过去一年的工作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我相信每位理事会成员都会在未来一年为研究会做更多的贡献，也为大家共同参与的这项事业发挥自己的智慧和作用。

    接下来套开的这个研讨会是我提议的，咱们每年都开理事会，这么多知识产权届的骨干力量，大家一年聚一次不容易，应该借这个机会找个题目，大家能座谈一下，咱们研究会的秘书处就做了这么个安排。实际上研讨会这个题目也是我的一个提议，因为毕竟考虑到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现在面临着一个新阶段，中央叫作新常态，整个经济转型正在铺开，对知识产权也提出了很多要求，这些新的提法，新的政策，新的战略方向，给我们知识产权领域带来什么影响，未来会怎么样发展？这个题目挺大的。从研究会角度，我们毕竟还是一个学术团体，大家应该从每个人的工作实践中去思考。今天这个会实际上是一个供大家开放式研讨的形式。

    近一年多来，在新常态下，特别中央提出“双创”，对我们知识产权有什么挑战，有什么机遇，我还是有些思考的。

    首先，新常态应该是与旧常态相对应。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实际上我们的常态是什么呢？从经济角度来说是要素驱动，所谓要素驱动就是资本、劳动力、土地，包括一些资源。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是引进的，包括一些国外资本，从我们知识产权角度考虑，也包括一些著作权方面、商标方面、品牌方面和创意产业核心的东西，基本都是引进的，配套国内的要素，驱动经济的发展。

    知识产权学者也有研究，知识产权对不同的经济体，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对发达经济体作用最大，因为他们是完全的知识经济形态，完全靠知识生产创造价值，来实现增长；对于新兴经济体，它处于发展的追赶阶段，知识产权的作用更多是为招商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知识产权环境，让国外投资人、外国技术、商业模式到本国去发展，推动本国的发展；对于最不发达经济体，知识产权制度基本没有什么作用。这些是我们学者归纳的。

    如果套到中国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旧常态情况下，知识产权制度是有作用的，没有这个不行，为什么呢？你不搞专利制度，不搞著作权制度，外国人不来，人家是拿知识产权来投资的，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制度。但是对本国的创新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因为我们国家重心是要素驱动，创新占很小成分，如果有一些，也是追赶型的、模仿型的、跟随型的。

    但是过去发展几十年现在到了一个节骨眼上，该转型了，你再往下用这种发展模式，这是不可持续的。首先是环境，现在北京的雾霾环境就不可承受，所以要转型，要进入新常态。我理解这种新常态就是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核心发动机不是过去的资本、劳动力、土地，而是创新，创新靠什么？靠人，人干什么？生产知识，知识要转化成生产力，这转化是巨大的，而且是非常艰难的。你看现在的经济，国家整个经济形势不是很好，有很多讨论，也有很多学者争论，包括国外也很关注。但是无论多艰难，这个转型一定要进行。

    我记得2013年9月30日，十一前，新一届中央政治局的第一次集体学习，走出中南海，来到中关村，先调研，在中关村那儿有一个会场，召开总结会，政治局的领导都发言了，最后习近平总书记做了一个发言。当时那个集体学习我也参加了，习近平总书记那一次的讲话基本就是围绕创新驱动，怎么转变，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现在你看，中央的决策一步一步正在促进这个转变。新常态是已经启动的过程，不可逆转的过程，要不断把它向前推进。

    与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相联系的（另一件事儿）是万众创新，这个事儿对我们搞知识产权的人是一个颠覆性的提法。过去我们认为，搞专利、搞发明是一个小众的事儿，创新也应该是小众的事儿，老百姓不关心这个。以前我说过这个例子，有一年开“两会”，那会儿咱们新闻界正在搞“走转改”，让记者们去上大街，问老百姓你幸福了吗？你对政府的工作报告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新闻联播每天都播放采访的情况。我很注意这个报道，想看看有没有记者问老百姓你关心什么，老百姓说我关心创新，关心知识产权，没有。老百姓都是说我关心住房问题、就业问题、医疗问题、社保问题，没有一个人说我关心知识产权、我关心创新的。

    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大众，老百姓不关心这个事，我坐不住了，中央这么强调创新，我们搞知识产权的，得有人说话啊。我找政协的秘书处说能不能给我开个记者会，我去讲讲创新和知识产权。秘书处说：好啊，我们正愁没有委员要求开会呢。然后给我开了一个记者会，我说你们提问吧，一位外国记者抢先说：田委员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准备不准备公布个人财产？这又跟知识产权没关系。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知识产权这事，创新这事是小众的事，它不是大众的事，现在中央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会改变吗？我觉得会改变，当然，你说忽然一下子改变，中央文件一发，中央一开会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经济一下子就转型了？也不可能，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还是要尊重客观规律，你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水平、国民创新理念、文化传统，它就摆在那个地方，不是说一纸文件，中央的一个号召就能改变的。但是这释放了一个信号，这个信号首先不是对老百姓的，是对各级政府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现在要新常态，创新驱动，你所有以前的制度设计、体制机制、政策体系、引导的方向要转变。过去创新不容易，办个企业，你得有场地，你得有注册资金，你资金还得存到一个地方，得存多少天，你得有办公室，门槛弄得很高，程序搞得很复杂，你办一个企业哪儿那么容易。但是我们国家搞什么容易啊？搞模仿，搞假冒产品容易，不需要注册，弄个小作坊，找点山寨产品，放到网上去卖，这个很容易，政府也不好查，查也查不过来，他也不注册，也不登记。所以旧常态下，模仿容易，创新难。现在新常态，你要说万众创新，老百姓说创新不容易，怎么办？政府要创造环境，营造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让那些造假的、假冒的，越来越不容易，现在一弄就被查了，被关了。原来创新不容易，现在容易了，以前登记门槛高，现在放开了，以前找钱不容易，现在资金有人上门来找你。以前说上市不容易，现在可以市场开放，让你融资。当然，现实生活中还不这么简单。

    这个转变首先是政府，你看现在中央出台的好多政策，减政放权，负面清单等等，都是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回到知识产权，知识产权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我对这个研究也还不到位，但是我比较了一下，国外搞知识产权已经三四百年了，如果从英国垄断法算已经400年了，版权法也有300年了，商标法也有200年了，这些法律出台、发展、变革，它的主导还是市场，还是企业，还是创新者。

    我在德国学习时研究德国的专利制度，德国工业化比英国落后一二百年，它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在抄袭、模仿，到了一定程度，它发现得有专利了。这个事情是谁发现的呢？不是政府，是企业。当时第一个提出德国要制定专利法的人是西门子公司的创始人，魏尔纳?西门子。他是一个大发明家，他上书政府说，我这个企业要发展必须得有专利制度，政府要制定专利法。纯粹的市场驱动，包括知识产权制度国际化，这个我也做了一些研究，知识产权国际化与世博会有关系，工业革命时期的世博会是非常频繁的，这个舞台就是展示最新的发明创造。工业革命新的发明层出不穷，它得有一个展示的舞台，这就是世博会，所以那些发达国家争相举办。到了上海世博会完全变化了，吸引旅游，发展经济。当然，这个是核心，也得有点异样的陪衬，发展中国家也得召来，弄点土特产，让人家尝尝，再给你一个奖。但是如果你展出了发明，尤其最新的发明，就有问题了，万一这东西被人家拿走怎么办，你说你有专利，那是你们国家的，不是国际上的。所以19世纪法国和其他工业国家办了很多届世界博览会，就有了1883年保护知识产权的巴黎公约的背景，就是因为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国际规则来保护知识产权。因为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因为创新，需要知识产权制度跟上。

    中国不一样，我们国家搞知识产权制度，不是企业驱动，不是市场驱动，是政府驱动。1983年搞商标法，1984年搞专利法，1991年搞著作权法。当时，对专利制度，市场实际是不接受的，企业是不接受的，工业部门是反对的。搞专利还是为了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服务于我们国家的改革发展。但是我们发现新常态下要转变了，原来是政府主导，企业跟进，现在我们看到转变，至少从知识产权局这边可以看到，市场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们的市场，我们的主体开始把创新当回事了，甚至出现了某些企业来要求政府变革知识产权制度。这个转变不得了，这实际上就是五中全会提出的市场要发挥决定性作用，创新也是这样，你光靠政府投入，去发文，去开会，可能效果不是很大，但是市场力量起来了，政策环境、政策工具开始转向，有利于创新，这时候爆发的力量可能是无穷无尽的。

    中央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出新常态之后，已经看到一些变化了，首先发生在政府，发生在我们政策层面，下一步就是往下走。在这个大环境下，知识产权制度应该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刚才甘绍宁提了一下，昨天新闻联播播发的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我觉得这个文件的重要性不亚于2008年发布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如果说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是致力于把我们国家把知识产权中等偏下的地位推进到一个大国的位置，到现在已经过去七八年了，那么现在这个文件就是希望到2020年全面小康的时候，要把我们国家从知识产权大国推向知识产权强国。这些都连着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好，知识产权强国也好，这些是一环扣一环的。

    我们在座的搞知识产权的都是专家，都在这个领域从业多年，有着丰富经验，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好好体会一下这个大的方向，大的战略，做一些改变，做一些工作。怎么做，我这里就不展开了。但是有两点：一点是规则，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知识产权制度是一个生产关系，在发达国家来看，它处在全球技术创新的前沿，所以它的知识产权制度变革是非常快的，工业革命产生，它不断在改，一刻没有停。我们国家来得慢一些，但是在未来，中国从立法也好，从政策也好，从规章也好，都应该更加加快调整变化。

    前不久，我从政协口收到专利法的征求意见稿，这次新修改的专利法非常好，做了很多修改，适应这种经济的新常态，发展的新常态，做出很多必要的修改。比如互联网时代，我们也有一些条文，引入了避风港原则和红旗原则，原来都是在著作权法律中的或者在商标法里面的，现在专利法里也有，这个挺好。但是我们还是要研究这个规则啊，在网络中如果发生了著作权或者商标权的侵权，采用通知加删除是可以的，因为判断比较简单，不需要什么复杂专家论证，甚至让网络平台的运营商聘用的一些初中级人员就可以完成。但是对发明专利，权利人通知一下，删除，断掉链接，这个可能就难为平台了。所以这个通知是谁的通知？有没有一个门槛？美国可以让权利人拿法院文书来，中国行不行？如果发生专利侵权，你要让人家删除，你需要拿法律文书，这就麻烦了，要走一审二审，走专利行政诉讼还有无效，需要很长的程序，好几年，可能就不合适了。那怎么办？要不要创新，要不要在制度层面进行设计，不同于美国，不同于商标，不同于版权，这些东西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所以就带来我的第二个思考，中国从现在起，到2020年，也就是5年时间，再往前，第二个一百年，还有二三十年的时间，未来这二三十年是中国知识产权领域最活跃、发展最快的、创新最旺盛的时期。如果说过去我们二三十年知识产权制度基本上是在学习、借鉴人家已有的，我们抄一抄，学一学，拿过来做一些调整，来用，是不是未来二三十年很多新的规则会来自中国？我觉得这个事情，首先在座的同志们，我们脑子要开放一点。

    这件事，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规则的制定也好，基本还是借鉴，但是这个事情在今后5年，今后10年，是不是应该变化一下？这个变化不是说我们硬要变，而是说中国确实有这样的需要，有这样的环境，有这样的潜能，未来，我们可能是全球创新的重点地区，我们可能是很多新的发明创造，新的创意，全球最活跃的，生产力最活跃的地区，生产关系当然也要跟进。

    发达国家，我认为不要想了，他们基本上是在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美国的专利法案用了50年，欧洲的统一专利制度用了40年，要改一点儿都是很难的，成立知识产权法院就争得不行，他要做点儿改变是很不容易的，包括态度。我们国家相反，我们相对来说历史包袱少一点儿，而且特别有中央顶层战略的设计，我们做起来可能更容易一些。尽管会有很多阻力，最后变成什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不妨先开始研究。

    我就先讲这些，接下来大家讨论吧。